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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怎样脱颖而出_皇帝故事,第三章井冈浮沉

时间:2019-10-03 14:40来源:现代文学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 1928年1月,朱德率部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2月29日,林彪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

1928年1月,朱德率部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辎重赶往来阳,途中遭遇民团的堵截,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话说红四军打下龙岩县城以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由于远离中央,不便请示,只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解决。原来,6月8日前委曾在上杭县白沙乡召开有4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结果,刘安恭和林彪一番唇枪舌战,问题更加复杂化。会议召开前3个小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上,刘安恭发言说:“我们不能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约束。他没有去过苏联,当然也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关于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实际上是狭隘农民意识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东西。”林彪立即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即席发言:“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还有我,以及在坐的绝大多数同志,的确没有去过苏联,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相信党中央的领导,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同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我们不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吗?”刘安恭接过林彪的话题说:“林彪同志谈到相信党中央,执行中央的决定。我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意见。事实上,在对待中央的态度上,朱德同志历来是拥护中央,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呢?他总是自创原则,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林彪马上反驳:“我坚决反对刘安恭同志的意见!党中央远在上海,不可能完全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在战争条件下,情况瞬息万变。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关于具体工作的一些指示,不能说成是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刘安恭又说:“毛泽东同志口口声声谈论党领导一切,可是他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请问他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党的领导?”林彪一时语塞。刘安恭瞟了毛泽东和林彪一眼,继续说道:“我看红四军领导班子中,有一个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必须解决!”林彪勃然大怒:“你无权提出留毛留朱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他任前委书记是中央决定的!”此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陷于僵局。朱德、陈毅感到刘安恭的意见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关于留毛留朱问题的提出太过尖锐、突然,不利于前委和红四军的团结。但刘安恭毕竟是中央派遣干部,他的意见是否含有中央的倾向?因此,他们都保持沉默。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白沙会议解决前委和军委的工作关系问题,不想事情越来越复杂。刘安恭提出留毛留朱问题,而朱德、陈毅竟然不吭声,只有林彪一人奋起抗争。他感到痛心,甚至有些沮丧。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心情极为沉重地说:“刘安恭同志和林彪同志不必再争论下去了。我和朱德同志的去留,既然刘安恭同志已经提出来,那就提请会议决定。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仍然保留个人的意见:在机构设置上,军委与前委重迭。更重要的是,军委与前委分权。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原则。因此,我不愿留在前委工作,请求辞职。”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大家深感不安。毛泽东是中央委员,党的创建者之一。他领导了秋收起放,创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有过重大贡献。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整个党和红军内部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因此,绝大多数人对刘安恭的提议表示不满。结果,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毛泽东继续留任前委书记,陈毅恢复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改任新组建的第四纵队队长。但白沙会议后不仅没有停止争论,反而使党内争论公开化。会议的当晚,毛泽东彻夜难眠。林彪一直跟随着朱德,但在这场严重的党内的思想斗争中,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使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极佳。6月14日,毛泽东复信林彪:“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党的集中领导问题。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斗争,而是因为对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全力了。”6月15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想法。毛、朱两封信公开后,党内争论已在红四军内部公开化,并且开始影响了红四军的工作。
  
  7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内进行。由于毛泽东、朱德均不便主持会议,便由陈毅主持会议。他代表上届前委总结了工作,并对目前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这次会议达到消除分岐增强团结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目的。大会发言非常热烈,代表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别对毛泽东,朱德进行了批评。刘安恭建议党内实行完全选举,轮流更换负责同志。林彪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且批评朱德恢复军委是想脱离党的羁绊,指责他平易近人是拉拢部下。大家对林彪的发言也非常反感,认为他与刘安恭一样过于偏激,不够成熟。朱德赶紧站起来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当时身患疟疾,浑身酸痛,全身乏力,只在会上作了简要的解释。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并作出决议:肯定党管一切的原则,否定刘安恭的建议,并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口头警告的处分。毛泽东本身患病,缺乏医药,加之本次大会的结果出乎预料,感到心情郁闷,身体日渐病瘦弱,遂带着妻子贺子珍,请假去上杭县蛟洋湾养病去了。
  
  1929年7月,蒋介石见朱毛红军又在闽西壮大起来,遂令赣、闽、粤三省的地方军阀会剿闽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击破一面”的作战方针,并以张贞的闽军暂编第一师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会后,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率领二、三纵队转战闽中,一、四纵队则留在内线作战。在此期间,刘安恭不幸战死。红四军四处碰壁,不仅发动不了群众,打不了土豪劣绅,有时甚至连饭都弄不到吃。以前行军打仗,毛泽东经常给地方党团、苏维埃和赤卫队布置任务,安排他们去摸索沿途乡村基本情况,找出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劣绅,然后红军一到就加以打击镇压。这样,农民自然会随时提供情报,并且积极支前,帮助红军。军中没有毛泽东,人们不善于做地方工作,自然也就感到寸步难行。林彪对红四军七次党代会本来就不满意,此时见红军处境如此,加之中央2月来信的影响,他产生了悲观情绪。他特别看不惯朱德的极端民主化,事无巨细都拿到前委讨论,事先毫无准备往往讨论终日毫无结果。22岁的林彪年轻气盛,喜欢毛泽东的大刀阔斧和干净利落。他想,照目前这样下去,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红旗能够打得多久?8月底,红四军各路纵队又在白沙会师,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攻克上杭县城,歼敌2000余人,终于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红四军也得以补充和休整。9月,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会上,罗荣恒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林彪第一个举手赞成,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朱德这时也体会到毛泽东平日主张的正确性,他爽朗地笑着说:“这两个月没有润芝,我们吃的苦头可不小哇!人们都说朱毛红军,朱可是离不开毛呀!猪离开了毛可是过不了冬的。我赞成,把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声笑语。刚从中央调来的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看到毛泽东是众望所归,立即代大会起草一份《敦请书》,朗读后大家鼓掌通过。会后,朱德立即派人去蛟洋湾敦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十分高兴,经过两年的思想斗争,朱德以及红四军全体将士终于与自己融为了一体。但是,由于缺医少药,毛泽东病情仍然十分严重,无法出山。
  
  10月13日,临时中央命令红四军开赴广东,帮助东江的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着急,立即命人用担架把自己抬到龙岩参加前委会议。毛泽东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朱德赶紧扶他坐下,毛泽东有气无力地说:“同志们,广东去不得呀!广东的敌人力量很强大,我们党的基础很差呀!”前委们虽然有些相信,但中央的命令不可违抗。朱德只好决定四纵留守闽西,其他部队则随他远征广东。分别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紧紧地握着手,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由贺子珍陪着,转移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广东,刚到梅县就遭到粤军六十一师伏击,部队损失将近三分之一,不得不折回闽西缩编休整。此时,全军将士更加信服毛泽东的见识。11月24日,陈毅从上海返回后,来到毛泽东驻地,传达了临时中央再任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指示。原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向中央负责人特别是军委书记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和闽西的工作,红四军的争论,自己的看法。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安恭的作法,肯定了毛泽东和前委关于红军和苏区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通过几个月的思考,对于党、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的思想也日益成熟。
  
  11月2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乡溪背村廖家祠堂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天,古田大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群山披上银装,一支支鲜红的午时莲在晶莹的瑞雪映照下傲然挺立,预示着春天的来临。会上,陈毅汇报了上海之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建军思想和原则。大会通过决议,并且改选了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会后,红四军官兵认真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整顿思想,积极练兵,部队面貌为之一新。但林彪的思想仍然十分悲观。对于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他毫不怀疑,但他在冥思苦想更深更新层次的问题。1930年春节前夕他以祝贺新年的形式,给他极为崇拜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对根据地的前途深感担忧,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主张放弃“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放弃根据地,建议红军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然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接信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林彪是红四军的一员勇将,但他目前的悲观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革命对他自己都十分有害。他决心抓住林彪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元月5日,他在驻地的一间民房里,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000余字的复信。信中,他以一个革命导师和兄长的口气,深刻地阐述了在帝国主义争夺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苏维埃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艰巨性、长期性,以及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规律性,由于内外环境的差异各省革命先后胜利的可能性,建立根据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等等。末尾,他以饱满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对革命前景进行了描绘:“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性’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泛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亲腹中快要成熟分娩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完这封信,立即派人送给林彪,并要求红四军政治部将它油印出来,发至各个大队党支部组织官兵学习讨论。林彪看完毛泽东的复信后,深深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顿觉天地豁然开朗,信心倍增。但当他看到上面发下的油印公开信时,他不由傻了眼:我是出于对革命的深切担忧和对你的无比崇敬,才向你写信请教,你怎么反而抓了我的典型?林彪性格内向,不大说话,但并不等于他头脑简单。相反,自幼十分聪明的他,常常喜欢把自己锁定在脑海里遨游,去探索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他对于根据地前途的担忧,并非完全因为挫折和失利,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难能可贵的思索结果。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使很爱面子的林彪耿耿于怀。1944年,中共中央编印《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并将这封信在海内外公开。1948年2月28日,林彪从紧张繁忙的东北战场上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在这篇文章中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并避免国外种种不益的猜测。毛泽东考虑到党内团结和外部影响,遂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隐去了林彪的名字,删去了前面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内容。

  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

林彪决心复仇,朱德批准了他的行动。

  白沙会议上唇枪舌剑,一场激烈的争论波及红四军全部高级干部。林彪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给失意的“巨人”留下深刻印象。

3月3日早晨,林彪带领一批人马,化装成“国民革命军第19军”,向小水铺开去。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身处荒山僻壤,林彪疑团重重,写信向恩师求教,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驻扎在小水铺的谭孜生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林彪不动声色地将酒杯一举,二十余名“国军”军官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死。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正是这位阅尽沧桑,厚道慈祥的老帅慧眼识英才,从奔腾的马群中发现了这匹俊美而孤独的骐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接下来的几件事,让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李宜煊带领国民党军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林彪主动请战:“来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湘南起义后,参战部队和各县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三十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大获全胜。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一口气还未喘定,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一鼓作气,将来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林彪的建议,最终打败了敌人。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沉默寡言的林彪有着过人的才华: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是个做大事的材料。更为难得的是,林彪善于思考,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假以时日,定会成为一鸣惊人的鹰隼。

  朱德不忍心再责备下去,放缓语气:“你打算怎样善后?”

1928年3月,朱德提拔林彪为2营营长。

  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

对于这个任命,军中颇有怨言,比林彪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展示得那样早。可惜,对于这个“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保持的时间很短。

  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指挥风格。赢得毛泽东的赏识。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7月下旬,红四军向湖南行进。8月28日,2营营长袁崇全率部投敌。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赶到2营,高声喊话,劝士兵们不要受蒙蔽。袁崇全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王尔琢当场牺牲。

  下午三时,庆功宴会在三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也被化装成“国军”的起义军战士俘虏。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在红四军中,王尔琢是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第四号人物。

  接着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

毛泽东、朱德考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28团团长的重任。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是位沙场老将,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发起冲锋,兵分两路,向我军阵地穿插。一时间,兵锋锐不可挡。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28团有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严格地说,从担任红28团团长起,林彪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人生历程。

  “请战?”

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再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林彪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只要一个连?”

8年后,毛泽东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军部领导感到惊讶。

“……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所得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和农民做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朱德也觉得意外,问道:“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讲到这里,毛泽东说:“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直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面对诧异的目光,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毛泽东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也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就。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不妨一试。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3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正在睡梦之中的敌军仓促应战,乱成一团。林彪挥舞驳壳枪,领着部队横冲直撞,将敌军建制完全打乱。与此同时,耒阳县三千余农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攻城,上百门松树炮、土铳一起轰响,铜锣、牛皮鼓鼓得震耳欲聋,松明火光将城外照得一片血红。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的争论,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

  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一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缴获枪枝五百余支,可谓大获全胜。

朱毛会师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5月以后,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刘安恭任军委书记。

  一口气还未喘匀,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令王尔琢带领三个连,兵分三路,直捣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挨户团总局。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在新市,不仅猬集着常备队五百余人,还有从郴州、永兴等县逃来的地主豪绅上百人。他们在新市修筑了成群的炮楼,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此地易守难攻,王尔琢准备亲自带队去取新市。

对此,朱德表示赞同,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不是简单的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

  朱德有心考验林彪,对王尔琢说:“派七连去。”

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在这场争论中,林彪态度鲜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林彪率领第七连在李天佑一千余名农军的协助下,将新市街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了一天,外面的攻不进,里面的出不来。林彪心生一计,命令农军四面放火,一时间,烈焰冲天,防守的团丁、居民担心房子被焚,纷纷放下武器,忙于扑火。林彪下令吹冲锋号,南北对进,一路突进北门攻打常备队队部,一路突入南门,焚烧大地主黄宾虹的老巢,然后四面开花,各个击破敌人,顺利拿下新市。

这时,红四军准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林彪派人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红四军里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是个做大事的材料。更为难得的是,林彪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另外,林彪还用“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军官和耒阳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

会议开始,毛泽东公开了这封信,一下子将林彪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毫不隐讳地声明,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对于这个任命,军中颇有怨言。有人提出,林彪先败后胜,至多功过相抵,如何能破格提拔,比他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二营之中,也是怪话连篇,说跟着厨师不挨饿,跟着娃子有奶吃。朱德听到这些反应后,付之一笑,他知道,军人最看重的是胜利,能打胜仗自然服众。

刘安恭与林彪发生激烈争论,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四天后,战争便给了林彪一个扬威服众的机会。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缓解会场上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我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3月16日,李宜煊命令副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从衡南方向突袭耒阳。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所率的三个连。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他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陷入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军情如火,重任如山。

毛泽东的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大家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全军都把目光投向刚刚度过二十岁生日的小将林彪身上。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是,争论还在继续,极大地扰乱了指战员的思想。

  林彪的确与众不同,他的感觉不是沉重,而是兴奋。长期以来,他都是跟随别人冲锋陷阵,从未单独发号施令,现在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他一心要打个漂亮仗。这种任务越重,对手越强,斗志越旺的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下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林彪手下三个连合计只有二百七十余人。营部讨论战法时,大多数人都把重点放在固守待援上,唯独林彪口出狂言:“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由陈毅主持。会议认

  营部参谋本来就不太服气,反唇相讥:“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看故事网更新了最新的故事:林彪怎样脱颖而出

  林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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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耒阳县委一声令下,李天佑带领八千余农军与二营一起来到敖山庙。

  林彪视察地形后,更加胸有成竹。他将指挥所设在敖山庙内,命令三个连分作两路,一路埋伏在敖山河的桥头,一路埋伏在敖山圩,耒阳农军也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油茶山上。

  16日下午五时许,敌先头部队陈壁虎一个团逶迤而来,陆续进入伏击圈。陈壁虎见一路上风平浪静,远望敖山圩除了三五个农夫犁田点种外,没有任何异常,遂下令部队休息待命,自己带着几个卫兵向敖山庙走来。林彪见时机已到,朝天一枪,两路设伏部队从桥头和山圩包抄过来,子弹像喷射的火龙朝敌群倾泻,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敌人。陈壁虎慌忙命令部队向两旁山上撤退,抢占制高点。没等爬上山坡,李天佑帅旗一挥,几百门松树炮迎面将敌人轰得人仰马翻,八千余名农军刀枪并举,从丛林中杀出。陈团调头向山下跑,又与林彪率领的起义军迎面相撞,双方杀作一团。只用一个多小时,陈团一千余人悉数被歼。

  跟着陈团后面的李力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以为陈团遇上了小股农军,督促后续团往前赶,等他们来到战场,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着的都是陈团士兵的尸体。而战场上,除了地上的死尸,竟然没有一人。

  正在李力诧异时,突然间,松树炮像一阵骤风,喷射到面前,数不清的士兵从道路两旁和丛林之中钻出来,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力以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队,急忙下令敌军撤退。

  耒阳是林彪的福地。他在这里一战出名,不仅令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还赢得了朱德的青睐。他像一枝钻出水面的小荷,虽然甫露头角,但给人以新鲜灵动的印象。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可惜,对于发现他的“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朱毛会师后,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春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龙江书院。

  1928年4月28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两双巨手握在了一起。

  对于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作为毛泽东身边联络员的何长工记得十分清楚。他回忆会师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书院时,朱德连忙偕同陈毅到门外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进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样热烈,那么深情。

  当毛泽东、朱德的两双大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绘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5月4日,两支革命武装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远近山坡上杜鹃花开得一片火红,砻溪河两岸的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一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演讲。陈毅宣布两支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此时的林彪,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是星星,总有闪亮的时候。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

  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八月失败”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红四军中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

  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中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革命的力量来之不易。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王尔琢当场牺牲。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王尔琢的倒下,换来了林彪的升起;王尔琢不死,林彪的历史或许是另外的写法。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亚洲必赢,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28年5月,林彪自从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如同山中湿雾在井冈山蔓延散开。有的干部们就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

  1968年,林彪重返井冈山,远眺竹林云海,近聆流水潺潺,一时兴起,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并送呈毛泽东阅: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林彪怎样脱颖而出_皇帝故事,第三章井冈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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