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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元帅骨灰为何不放八宝山,第二十一章

时间:2019-09-30 00:20来源:现代文学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主义革命,征讨桂系军阀,抗击陈炯明叛军,护卫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主义革命,征讨桂系军阀,抗击陈炯明叛军,护卫孙中山脱险,参与创建黄埔军校,驰骋在东征和北伐战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①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大批革命党人被屠杀的危难时刻,叶剑英发出讨蒋通电,又在1927年7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坚定而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以后又同张太雷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②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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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④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长征路上,身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坚决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保证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叶剑英一生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恃。正如叶剑英1970年在汨罗江所写的《怀屈原》所言,“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他用“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勤政爱民,这也成为他为政时的鲜明特征。在《廉洁奉公、身体力行》这个板块中,展示了叶帅一些鲜为人知的廉政故事,还有军事家王震、他的警卫员路宝银和其家人等对叶剑英的“点滴回忆”。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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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革命政府不能和封建社会一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准‘白看’,不准‘半票看戏’,也不准‘坐车不买票’,占公家便宜。”“只吃‘三菜一汤’,不搞迎来送往”“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做工作就要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衣服能穿就行了”……这一句句话语,一个个片段,一幕幕场景,无一不体现着叶帅一生以身作则、清廉为官、勤政爱民、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范。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他坚守原则,不为亲友走后门;他抵住诱惑,不为利益为人民;他以身作则,打井开荒亲自上;他勤俭简朴,衣物用品不“特殊”。虽然这些都是生活小事,但叶帅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自己的严格,却充分体现出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噩耗。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叶剑英是一位大战略家,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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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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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1987年10月22日,是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卧碑上刻有100多字的碑文,概括了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一生。XLW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查阅关于叶剑英的相关资料得知,在毛泽东临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队与卧在病榻上的毛泽东诀别,当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突然睁开双眼,活动手臂,轻轻招呼叶剑英,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无声的遗嘱。毛泽东到底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呢?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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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作最后的诀别

  ①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逝世后,妨碍他们夺权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周恩来去世后,病中的毛泽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毛泽东既不满意邓小平,更不放心有野心的“四人帮”。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以叶剑英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由陈锡联接替叶剑英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时间,邓小平、叶剑英处境艰难。

  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四人帮”还在全党、全军中掀起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他们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4月4日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人民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但是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江青一伙造谣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就是事件的黑后台,为此,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叶剑英,他们诬蔑叶剑英“保护邓小平”,妄图完全剥夺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权。

  ③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逝,毛泽东的病情也急剧加重。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的诀别,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经过时,毛泽东双目紧闭,没有丝毫的动静。当叶剑英走过来时,毛泽东忽然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昏暗的眼睛也突然亮了起来,并且用手臂轻轻相招。当时的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毛泽东的这一微弱的举动。等叶剑英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然间意识清醒,并用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一位细心的护士见此情景,立即对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回到毛泽东病榻前,他弯下腰侧耳聆听毛泽东最后的嘱咐。只见毛泽东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却没有力气说出来。叶剑英抓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毛泽东痛苦的表情,叶剑英伫立许久,也没有听到毛泽东吐出一个字来。最后,毛泽东的手指在叶剑英的手背上轻轻动了几下,叶剑英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了病房。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用尽力气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抖动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主席给我的最后的无声遗嘱,主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④[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见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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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无声遗嘱的内容

  ⑥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叶剑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而“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还拼命拉拢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就此,叶剑英给负责中央警务工作的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管好毛泽东的那些文件档案。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断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也只有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重任只有叶剑英来完成了,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给叶剑英那个无声的政治遗嘱的全部内容吧!

  ⑧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叶剑英认真思索后,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同时要做好保密工作,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借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叶剑英还找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交谈此事,还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北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谈话时,叶剑英还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并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小心隔墙有耳,开着收音机说话好。”

  ⑨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一天晚上,叶剑英和女儿叶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与叶剑英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手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叶剑英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这场斗争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中虽然是少数,但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则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姚文元掌握全部的宣传舆论工具,他们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已不必“忌器”了。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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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为遗嘱作准备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为了尽快粉碎“四人帮”,叶剑英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因为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并厉声对江青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叶剑英还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做好联络工作。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1976年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并提出让她、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而他们3人都不是常委,根本就没有出席会议的资格。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他们就向中央政治局发难,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则要求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针对“四人帮”连日“逼宫”,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在非常形势下应采取特殊方式,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提出在国庆节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1976年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四人帮”还内定了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提出要“以快打慢”的策略,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他提议6日或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后,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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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一举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议地点选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就定在了1976年10月6日晚8时。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还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让他参加修订文献的工作。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10月6日晚,叶剑英带上警卫参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叶剑英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二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第一个“到会”的是王洪文,他兴冲冲地刚刚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几名警卫人员就围了过来,王洪文见事情不妙,就大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接下来,略懂点武术的王洪文对警卫人员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华国锋立起身来,当即向王洪文宣布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王洪文离开正厅时,还自言自语道:“没想到有这样快!”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第二个“到会”的是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他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时,已经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叶剑英、华国锋面前,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后,张春桥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表示出任何反抗,然后就由监护人员带了出去。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到会”的,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擅长”写作的姚文元一边走一边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因为他来得匆忙,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迈入怀仁堂,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在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时候,另外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后,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了进去。待她出厕所后,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要江青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后,后又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还在信封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最后,执行小组人员把她“请”上轿车,带到一处地下室里候审。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毛泽东临终前留给他的那个无声的遗嘱。XLW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毛泽东临终前手书给华国锋的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也是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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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1976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逐步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使华国锋成为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②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1月21日。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从此,华国锋代替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领导工作。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历代线装书籍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③据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西北组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13日。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太 好……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 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④197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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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31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百年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的通知,1976年2月2日。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⑦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手迹。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确定为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华国锋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⑧姚文元日记,1976年2月16日。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具有在县委、地委、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各方面都能够接受。因此,毛泽东最后毅然选择了华国锋。

  ⑨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1976年1月。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华国锋接班后,立即与叶剑英等一起,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力量,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毅然决然的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

  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2月25日。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但是,华国锋缺乏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远见,也缺乏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革故鼎新、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因此,华国锋成为结束“十年内乱”与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伟大转折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XLW

  “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①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从1976年到2002年,华国锋职务虽一降再降,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②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③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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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 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④”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⑤”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先后担任过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59年,毛泽东到长沙并回家乡韶山,此间认识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并给他留下了忠厚、老实的不错印象,从此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国锋于1968年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省革委会代理主任。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华国锋调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华国锋于2月出任国务院代理总理。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其接班人地位由此确立。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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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让人民永远瞻仰毛主席遗容;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经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追认),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⑦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1980年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87年11月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从1976年到2002年,华国锋职务虽一降再降,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仍是大会代表,依然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但他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⑧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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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⑨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华国锋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路透社评论说:“毛泽东钦点他接班,邓小平让他退位,即将离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静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华国锋。”一名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第三代领导都必须退,那么华国锋也应该离开。”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⑩”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名“十六大”代表曾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4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①江青、张春桥在1976年2月间的一次谈话。据于会泳揭发材料,1977年3月1日。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华国锋对自己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却很少离开北京,也从不议论时政。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对于这个称呼他感到很自然。

  ②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3月2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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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江青给华国锋的信,原件,1976年3月。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华国锋与毛泽东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他是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是他的恩师,毛主席纪念堂是在他手中修建起来的,他对此怀有超乎常人的深厚情感。“毛主席纪念堂”这几个字也是华国锋所题,他不担任领袖后许多题字都被换下,而这几个字却保留下来。

  ④毛泽东对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华国锋虽然深居简出,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那就是在12月26日和9月9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曹宏,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XLW

  ⑤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内幕很少有人知道,本文为你揭开其中奥秘。这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叶剑英,另一个就是华国锋......

  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⑦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

  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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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6日。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与叶剑英

  ⑩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

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①”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②”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③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④”这对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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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⑤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华国锋与叶剑英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⑥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⑦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⑧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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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华国锋与邓小平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⑨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

  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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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⑩”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邓小平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②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6年4月5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③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4月6日。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④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⑤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4月7日。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⑥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77页。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⑧毛泽东致刘大杰的信,手稿,1976年2月12日。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⑨197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⑩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页。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①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0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导。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③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华国锋主持“批邓”的“转弯子”会议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④

  —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0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五个接班人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二月三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⑥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毛泽东说:(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⑦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告人民书》说: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尊敬。”“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⑧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于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播出后,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全国各地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负责人、在北京的国际友人、首都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三十多万人参加吊唁,并瞻仰毛泽东遗容。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分别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九月十八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三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悼词最后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⑨”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结束。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传遍全国所有城乡。在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里,在江河海洋的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对中国和世界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深敬意。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出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

  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一九八0年八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深情地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⑩”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成功地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科学地评价和总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指江青),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车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年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车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指出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后,《决议》写道: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⑾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邓小平在起草这个《决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⑿”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

  以后的十几年里,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江青在讲话中,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俨然一派“红都女皇”的口气: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来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这天,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意义,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着,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派生机蓬勃。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三月十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江青于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⒀

  天安门广场爆发反江青的怒火

  斗转星移,世界和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跨入新千年和新世纪。

  丙辰清明节——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海,诗似潮。人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心底的吼声。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年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广场南面,松柏环抱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它年复一年地迎接着排着长长行列、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的人流。广场北面,天安门城楼中央巨幅画像上的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注视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⒁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七千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讲过的一段话。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今天,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百倍的信心和大无畏的气概,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和中南海比邻的北京电报大楼钟楼,每天都定时奏响这支庄严而雄浑的乐曲,仿佛是在深情地诵读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伟人的史诗般的人生篇章。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①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③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话,手稿,1976年6月25日。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④197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⑤《大地》2002年第12期。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⑥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4页。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⑦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⑧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⑨197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4、345页。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9页。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⒀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

  数十万群众、数千个花圈,云集天安门广场。丙辰“天安门事件”,震惊中外。

  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页。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定下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和诗歌的人。她还提出,清明已过,花圈要组织人马连夜全部运走!

  当夜,毛泽东听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汇报,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民兵和公安人员迁走、销毁,与群众发生冲突,开始捕人。当晚,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镇压了群众的抗议运动。

  七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七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江青一气之下,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叶剑英元帅骨灰为何不放八宝山,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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