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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毛泽东传,五四大潮的洗礼

时间:2019-11-29 15:38来源:现代文学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⑨。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在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⑩。往后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⑾。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起初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第22页)。据笔者查阅,关于新民学会到底有多少会员说法大致有4种,而《湖南共青团团志》根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通信集》等资料,共析出了74个会员名单),然而它却“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革命实践活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毛泽东为了照顾杨开慧母女,便从福佑寺搬到了恩师在北京的住处豆腐胡同,与杨开慧一家人同住在一起,毛泽东知道,失去恩师的师母心里是十分寂寞悲伤的,自己作为开慧未来的丈夫和恩师的爱学生,是有义务来照顾师母和开慧的。那时候,杨开智在北京汇仁学校就读,他又是个男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可能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这副担子自然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从此,毛泽东每天就在豆腐胡同出入。住在豆腐胡同的毛泽东仍然十分忙碌,每天要完成大量的稿件,还要看马列的着作。毛泽东经常还把自己写的文章和笔记给杨开慧看,两个人共同讨论文章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进行修改。他们总是耳鬓厮磨攥地缠在一块。但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仍然以驱张运动为主体,他七次组织请愿团、湘籍住京知名人士、学生、商人以及各色人等到北洋政府集会请愿,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等一系列活动,以唤起北洋政府良心发现。然而,每一次的游行示威请愿,除了北洋政府所派出的军警对闹事者驱逐之外,很难见到政府官员。这让很多请愿者情绪十分低落,时间一长,大家的情绪慢慢消沉下去了。心中焦虑的毛泽东只好耐心的劝说他们,并用军阀内部之间的矛盾引导他们,鼓励请愿的民众树立信心。有时闹得官吏们实在无法安生了,只好让请愿者派代表到政府里面去谈判,可是,官吏们总是忽悠了事,口里答应得好好的,但过几天仍然杳无消息。毛泽东只好又组织请愿团去北洋政府门前静坐请愿。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当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会有影响的。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工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影响都不大。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了十多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用白话文。该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速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是怎样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⒂“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⒃。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⒄。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⒅。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毛泽东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⒆。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个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文章《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这篇介绍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适。
  这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一个章程,于九月一日发向各地,邓中夏还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个《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恰在这时,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轰动了社会。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一九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28)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毛泽东;蔡和森;会员;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学习;青年;湘江评论;马克思主义

这期间毛泽东多次与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见面交流思想,征求他们对驱张运动的看法并希望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其中特别是李大钊对驱张运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帮助,他在各报刊发表文章给予声援。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使他逐步接触和了解了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毛泽东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改良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特别器重这个年轻刚毅的毛泽东的性格,他们的关系成了讨论革命理论的良师益友。其中还有邓中夏的帮助是不能少的。邓中夏,湖南省宜章县人,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范的同学,他们在一师就已经是好朋友了,1917年邓中夏随父进京并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门,在北京相遇毛泽东更是感到十分亲切,又经常在李大钊教授家见面,自然他们不断给毛泽东传播共产主义理论创造了条件,并多次将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送给毛泽东。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曾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于叛徒告密被捕,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呼喊着“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走向断头台的。可以说,邓中夏也是早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今年是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1918年4月14日,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齐聚在湖南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起初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第22页)。尽管新民学会人数并不算多,从最初的13人,到后来发展到70多人(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的记载,到会人员共有12人;亲历者萧山、周世钊等回忆有13人参加了成立会,李维汉则说有14人。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采用了13人说。据笔者查阅,关于新民学会到底有多少会员说法大致有4种,而《湖南共青团团志》根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通信集》等资料,共析出了74个会员名单),然而它却“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会员是一批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热心追求新思想和新生活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革命实践活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毛泽东每次从外面活动回到住处,总是如饥似渴的看《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史》着作,同时他结合现实看到了军阀政府的腐败、勾结外国势力残害人民、争权夺利的本质,以及对民众的合理要求忽悠、不闻不问的行为。特别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的所作所为,让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唤醒民众,团结民众起来斗争,才能彻底铲除不合理的现象。毛泽东领导的最后一次驱张运动的请愿,终于得到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答复,答应要查办张敬尧,徐世昌还出面谴责张敬尧的行为,并下达命令,褫夺张敬尧军职。靳云鹏还假惺惺地对请愿团的人说: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首先,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湖南是全国建党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有近20名党员,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湖南党员中新民学会会员又占大多数。会员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戴乐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就有十几位,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易礼容、蔡畅、谢觉哉等。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称赞“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新民学会后期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还输送了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后来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

“政府愧对湖南。”其实,很多次当请愿团到政府门口请愿和静坐时,靳云鹏早就躲起来了。有一次还躲到自己家里派警察保护起来。毛泽东得到北洋政府的答复之后,在1920年4月11日与杨开智、杨开慧、岳母向振熙扶着恩师的灵柩运往湖南长沙板仓老家安葬。

  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②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③ 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1918年10月16日。
  ④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
  ⑤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⑥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⑦ 毛泽东致舅父母信,1919年4月28日。
  ⑧ 罗学瓒致毛泽东信,1919年11月1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8页。
  ⑨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⑩ 据萧三1918年3月31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⑾毛泽东致杨钟健信,1921年9月29日。
  ⑿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⒀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⒁易礼容:《有关新民学会的史料几则》(1979年7月7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页。
  ⒂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号,1919年7月14日。
  ⒃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⒅毛泽东:《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
  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⒇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
  (21)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2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2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29)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30)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3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35)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36)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37)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38)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日。
  (39)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41)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3)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其次,新民学会先进分子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理论及中国共产党名称。这主要集中在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之中。蔡和森首次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且要求按照列宁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第53页)。对于建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153页、第162页)这是当时理论水平高、阐述系统具体的一整套马列主义建党主张,而且这些建党思想并非共产国际输入和帮助的产物,而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独立提出的。

这时除了驱张运动,还有湖南的另一批留法学生约定毛泽东前往上海见面,希望他尽快去上海为赴法留学生筹措经费。因为事情紧急,毛泽东将恩师的灵柩护送到湖北武汉后,就拜别岳母、开慧的大哥开智和恋人开慧前往上海。毛泽东5月5日到达上海后,就和派遣在上海的代表团见面,并在湖南代表团创刊的《天问》杂志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战斗檄文,继续广泛的开展驱张运动,同时利用各种关系为留法学生组织资金。他每天四处奔走,联系在上海各团体声援湖南驱张运动。5月8日,毛泽东在半淞园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聚会,并准备欢送赴法留学生登船。大家不仅欢聚一场,还在一起照影留念。这时大家都眼巴巴的望着他,希望他能够尽快帮大家想到办法筹集资金。此时的毛泽东也陷入了困境,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他突然想起恩师为自己给在上海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写的推荐信,突然眼睛一亮,觉得只有找章士钊想办法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留学生们经费的一线希望。于是,他带着恩师的推荐信前往在上海的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那里,寻求解决资金问题。

再次,新民学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领导创办了《湘江评论》《通俗报》《湘潮》周刊等进步刊物,并且刊发大量文章,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帝反封建思想,赞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湘江评论》发表的文章都是由新民学会会员撰写,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文章取舍也由他决定,发行不仅限于湖南一隅,还远销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其中多篇文章被《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转载,影响广泛。《湘江评论》被李大钊盛赞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版),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

这是一个明媚的春天,阳光普照,碧空万里。其实,章士钊对毛泽东是熟悉的,因为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毛泽东就作为旁听生听过他的课,而且当章士钊见到毛泽东时,就觉得毛泽东器宇轩昂,不是等闲之辈,同时他也在杨昌济教授面前提起过毛泽东。当章士钊见到毛泽东来找自己时,倍感亲切。特别他看了杨教授写给他的推荐信,更是觉得自己帮助毛泽东责无旁贷,于是,热情地款待了毛泽东。恰好这时,章士钊筹集到了一笔款子,本来是想做教育经费的,既然现在毛泽东急需用钱,他便毫不犹豫地给了毛泽东两万块银元。毛泽东拿到筹集到的款项,匆匆将学子们送别。因为诸多原因,毛泽东就留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毛泽东又见到了从北京大学辞职后住在上海的陈独秀。陈独秀再一次见到这个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发表文章的年轻人时,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于是,毛泽东经常去拜见陈独秀并听陈独秀宣讲共产主义理论。对于此时的毛泽东对陈独秀是很崇拜的,因为,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刊者,又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青年学子没有几个不崇拜他的。

在中国革命史上,新民学会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追求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但毛泽东在上海的工资很低,只有三块钱一个月。同时他的心里十分惦记着自己的心上人杨开慧,他在寂寞的时候恨不得飞到杨开慧的身边。他不知道杨开慧回到家里后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尽管经常听陈独秀宣讲共产主义,也看了《共产党宣言》,并与陈独秀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其实他此时的思想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对于共产主义的观点仍然有些模糊。6月份毛泽东写了一篇《湘人为人格而战》的文章发表在6月9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6月11日张敬尧终于被赶出湖南的消息传到上海,听到这一消息的毛主席高兴异常,当天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全文如下:

首先,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有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从青年时代就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理想。经过不断努力探索,他们日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最终带领党和全国人民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中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只有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才能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坚定不移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据报南军有攻下长沙之讯。果然,湖南人消极方面的驱张运动总算将要完结了。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

其次,新民学会的学习传统对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有重大借鉴意义。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的学习,学习是我们党成长壮大的“秘密武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为向国外学习和发展,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早晚工余之暇,他们“猛看猛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128页)。国内会员每隔一周都要开会一次,每次都有中心内容,或讨论某个学术问题,或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或报告个人学习计划,以相互督促(《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394~395页)。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新民学会时期的刻苦学习,毛泽东、蔡和森等就很难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发扬和借鉴新民学会的刻苦学习优良传统,对于共产党人增强执政能力,胜任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废督论倡了几年,督总不曾废掉。卢永祥、唐继尧的废督论,可断其于实际影响很少。但湖南此刻如张敬尧确去,却大有废督的机会。湖南人驱张,出于自决,不受何种黑暗势力的牵掣。果真觉悟到督军要废,自己举足踢去就是。湘南湘西军队各征粮至七八年,现虽得了长沙,早如一块石田。一面湖南银行巳〈已〉倒亏了五六千万,官家财政和民间经济,一齐破产,军队不解散也要解散。军队解散,督军无军可督,最好取消。谭延闿对于督军滋味也曾尝过。此次驱张,原只能将功赎罪,要他丢下这根光骨,总该愿意。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可惜太缺乏了一点建设的才。假如这回又把好机会轻轻逸过,那真正冤枉极了!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很的去干这一着。”

再次,新民学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民学会十分重视作风建设,学会会章明确规定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五不”纪律,入会须满足勤奋、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会员必须具备“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三大作风(《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3页、第8~9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新民学会的优良作风是留给我们党和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和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扬光大。

7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途径武汉时,毛泽东拜会了湖北籍激进青年学子恽代英,并与之商讨了湖南办文化书社等问题。之后,回到长沙后的毛泽东,立即就到了板仓去看望自己的心上人杨开慧母女,与杨开慧共话相思之苦。然而,此时的毛泽东继续在推行他的“湖南自治运动”。他不断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推广他的湖南自治的主张。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发表,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的主张。全文引用如下: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13@ZH018〕阶段性成果)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作者简介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着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姓名:黄令坦 工作单位: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在武人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湖南共和国”之梦自然只是空谈。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总结道:“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接着他兼任《大公报》主编。同时在8月份,由陈独秀、李达写信和毛泽东联系,要毛泽东负责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并把上海建党建团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纲草案、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及时寄给毛泽东。李启汉、李中也把上海早期党组织及其工作情况向毛泽东通报。

此时,毛泽东不仅忙于湖南自治运动,从而他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内容,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这时,易礼容和毛泽东发起,并和彭璜、何叔衡,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成立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于8月初在长沙潮宗街成立,会员17人,推举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成立时当时经费只有20元。还是由赵运文借来的。在经费严重欠缺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大力扩展会员,实行股份制,毛泽东主持并召开会员会议,发动会员投资入股,群策群力把书社办好。后来,毛泽东邀请湖南省省长谭延闿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请谭延闿书写了招牌。谭延闿便给文化社拨款400毫洋,才还清债务,并扩展了业务。

这一时期,毛泽东着重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9月,毛泽东聘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对《共产党》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非常喜爱,便秘密散发推荐给那些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为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发展打下基础。1920年10月,毛泽东发展了陈子博、彭少平、刘少奇、柳直荀、张文亮等一批先进青年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是湖南建立的第一个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任书记。1920年11月下旬,期间毛泽东写信向陈独秀汇报成立共青团的事情,并邀请陈独秀来湖南给青年团员们传授马克思主义学术,陈独秀给毛泽东回信时,满口答应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毛泽东将这一消息告诉所有新加入的共青团团员们时,大家心里十分激动。可惜,湖南共青团开成立大会的那一天,陈独秀没有来。

1920年10月6日,省学联发出了致各个团体的一封信,邀请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商议10月10日举行“湖南自治”游行请愿事宜。次日,会议决定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公推毛泽东、龙兼公为请愿书起草人。会议同时决定由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教育会五团体各出一个筹备员,筹备10月10日请愿事宜。10月8日,在省教育会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出席会议346人,公举毛泽东为请愿团主席。10月10日,万余群众冒雨举行“湖南自治”大游行,游行队伍抵达督军府后,将毛泽东、龙兼公起草的《请愿书》递交给谭延闿。谭延闿断然否定了《请愿书》提出的各种意见,并试图加害毛泽东。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就此以失败而告告终。

这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恋爱关系进入如火如荼的地步。但因为毛泽东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害怕跟杨开慧提起结婚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此时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杨开慧比自己小八岁,又是自己恩师的女儿,自己怎么可以一无所有就把杨开慧娶进家呢?而且开慧还有母亲和哥哥,自己怎么好意思向岳母和哥哥开口?

长沙的天气渐渐寒冷起来,毛泽东每天总是穿着一件灰布长衫,里面一件贴满补丁的内衣在街上行走,当毛泽东在自己寒冷的寝室独自面对墙壁时,他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情更加强烈。他左思右想,要如何倾诉自己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情?后来他给杨开慧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并在情书里道出了自己的忧虑。同时在信的后面还附加了一首诗:《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都灰尽,倦极身无恁。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接到毛泽东的信和诗后,心里百感交集,激动不已。其实,杨开慧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进步青年,她又深爱着毛泽东,她绝不会因为毛泽东的清贫而看不起毛泽东。于是,有一次在家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向妈妈、哥哥、嫂子说出了自己要嫁给毛泽东的主张,同时把毛泽东给她写信的事也和盘托出。母亲当然支持女儿,哥哥的意思是要她自己考虑拿主意,嫂子没有做声。于是,杨开慧得到母亲和哥哥的同意后,便回了毛泽东的信,并答应嫁给毛泽东,而且她在信中说一切从简。毛泽东接到杨开慧的回信后高兴不已。终于,他们确定了结婚日期。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这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普照,尽管是冬天,但仍然透出洋洋喜气,杨开慧穿着新做的棉旗袍裙,红色外套,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色围巾,头上扎着喜气洋洋的红色丝花,浑身上下透出洋溢的青春魅力。她脸色红润,姹紫嫣红,满脸充满幸福的笑容。她随着哥哥杨开智、嫂子李一纯以及堂弟堂妹们一起,分别乘几辆人力车,从长沙板仓出发,向第一师范进发。毛泽东今天理了一个发,穿着一件藏青色新长衫,青春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何叔衡、易礼容以及新民学会的所有同事,还有毛泽东的弟弟、堂弟堂妹们都站在学校大门口迎接杨开慧他们的到来,之后爆竹声声,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毛泽东和杨开慧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后家里非常简朴,仅仅买了一张木板床,一张条桌。毛泽东的书籍几乎堆满条桌,找不到吃饭放碗的空挡,他们每天吃饭就把书码起来腾出一小块地方摆菜。但尽管简陋,杨开慧仍然觉得非常的幸福。他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书籍放得整整齐齐,将毛泽东穿烂的衣服进行洗补折叠整齐放到一个简易的小柜子里,她每天细心地料理着一切家务。从此,毛泽东结束了单身生活。开始专心认真地从事他的教务和社会活动。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如何创造出一条更适合改造社会,唤起民众的道路。他不断地在探索。他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列宁着作,他从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里面认识到,中国只能尽快走上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路线,中国才能有救。于是,他开始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建设上来。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的信中说:

“罗素在长沙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

毛泽东仿佛看到一道曙光在古老的中国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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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伟人毛泽东传,五四大潮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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