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亚洲必赢 > 现代文学 > 正文

亚洲必赢:唇枪舌剑拥润芝,人生易老

时间:2019-11-02 21:23来源:现代文学
话说红四军打下龙岩县城以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由于远离中央,不便请示,只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解决。原来,6月8日前委曾在上杭县白沙乡召开有4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试图解决党

  话说红四军打下龙岩县城以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由于远离中央,不便请示,只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解决。原来,6月8日前委曾在上杭县白沙乡召开有4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结果,刘安恭和林彪一番唇枪舌战,问题更加复杂化。会议召开前3个小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上,刘安恭发言说:“我们不能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约束。他没有去过苏联,当然也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关于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实际上是狭隘农民意识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东西。”林彪立即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即席发言:“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还有我,以及在坐的绝大多数同志,的确没有去过苏联,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相信党中央的领导,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同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我们不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吗?”刘安恭接过林彪的话题说:“林彪同志谈到相信党中央,执行中央的决定。我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意见。事实上,在对待中央的态度上,朱德同志历来是拥护中央,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呢?他总是自创原则,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林彪马上反驳:“我坚决反对刘安恭同志的意见!党中央远在上海,不可能完全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在战争条件下,情况瞬息万变。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关于具体工作的一些指示,不能说成是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刘安恭又说:“毛泽东同志口口声声谈论党领导一切,可是他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请问他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党的领导?”林彪一时语塞。刘安恭瞟了毛泽东和林彪一眼,继续说道:“我看红四军领导班子中,有一个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必须解决!”林彪勃然大怒:“你无权提出留毛留朱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他任前委书记是中央决定的!”此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陷于僵局。朱德、陈毅感到刘安恭的意见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关于留毛留朱问题的提出太过尖锐、突然,不利于前委和红四军的团结。但刘安恭毕竟是中央派遣干部,他的意见是否含有中央的倾向?因此,他们都保持沉默。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白沙会议解决前委和军委的工作关系问题,不想事情越来越复杂。刘安恭提出留毛留朱问题,而朱德、陈毅竟然不吭声,只有林彪一人奋起抗争。他感到痛心,甚至有些沮丧。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心情极为沉重地说:“刘安恭同志和林彪同志不必再争论下去了。我和朱德同志的去留,既然刘安恭同志已经提出来,那就提请会议决定。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仍然保留个人的意见:在机构设置上,军委与前委重迭。更重要的是,军委与前委分权。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原则。因此,我不愿留在前委工作,请求辞职。”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大家深感不安。毛泽东是中央委员,党的创建者之一。他领导了秋收起放,创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有过重大贡献。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整个党和红军内部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因此,绝大多数人对刘安恭的提议表示不满。结果,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毛泽东继续留任前委书记,陈毅恢复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改任新组建的第四纵队队长。但白沙会议后不仅没有停止争论,反而使党内争论公开化。会议的当晚,毛泽东彻夜难眠。林彪一直跟随着朱德,但在这场严重的党内的思想斗争中,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使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极佳。6月14日,毛泽东复信林彪:“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党的集中领导问题。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斗争,而是因为对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全力了。”6月15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想法。毛、朱两封信公开后,党内争论已在红四军内部公开化,并且开始影响了红四军的工作。
  
  7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内进行。由于毛泽东、朱德均不便主持会议,便由陈毅主持会议。他代表上届前委总结了工作,并对目前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这次会议达到消除分岐增强团结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目的。大会发言非常热烈,代表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别对毛泽东,朱德进行了批评。刘安恭建议党内实行完全选举,轮流更换负责同志。林彪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且批评朱德恢复军委是想脱离党的羁绊,指责他平易近人是拉拢部下。大家对林彪的发言也非常反感,认为他与刘安恭一样过于偏激,不够成熟。朱德赶紧站起来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当时身患疟疾,浑身酸痛,全身乏力,只在会上作了简要的解释。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并作出决议:肯定党管一切的原则,否定刘安恭的建议,并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口头警告的处分。毛泽东本身患病,缺乏医药,加之本次大会的结果出乎预料,感到心情郁闷,身体日渐病瘦弱,遂带着妻子贺子珍,请假去上杭县蛟洋湾养病去了。
  
  1929年7月,蒋介石见朱毛红军又在闽西壮大起来,遂令赣、闽、粤三省的地方军阀会剿闽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击破一面”的作战方针,并以张贞的闽军暂编第一师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会后,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率领二、三纵队转战闽中,一、四纵队则留在内线作战。在此期间,刘安恭不幸战死。红四军四处碰壁,不仅发动不了群众,打不了土豪劣绅,有时甚至连饭都弄不到吃。以前行军打仗,毛泽东经常给地方党团、苏维埃和赤卫队布置任务,安排他们去摸索沿途乡村基本情况,找出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劣绅,然后红军一到就加以打击镇压。这样,农民自然会随时提供情报,并且积极支前,帮助红军。军中没有毛泽东,人们不善于做地方工作,自然也就感到寸步难行。林彪对红四军七次党代会本来就不满意,此时见红军处境如此,加之中央2月来信的影响,他产生了悲观情绪。他特别看不惯朱德的极端民主化,事无巨细都拿到前委讨论,事先毫无准备往往讨论终日毫无结果。22岁的林彪年轻气盛,喜欢毛泽东的大刀阔斧和干净利落。他想,照目前这样下去,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红旗能够打得多久?8月底,红四军各路纵队又在白沙会师,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攻克上杭县城,歼敌2000余人,终于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红四军也得以补充和休整。9月,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会上,罗荣恒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林彪第一个举手赞成,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朱德这时也体会到毛泽东平日主张的正确性,他爽朗地笑着说:“这两个月没有润芝,我们吃的苦头可不小哇!人们都说朱毛红军,朱可是离不开毛呀!猪离开了毛可是过不了冬的。我赞成,把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声笑语。刚从中央调来的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看到毛泽东是众望所归,立即代大会起草一份《敦请书》,朗读后大家鼓掌通过。会后,朱德立即派人去蛟洋湾敦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十分高兴,经过两年的思想斗争,朱德以及红四军全体将士终于与自己融为了一体。但是,由于缺医少药,毛泽东病情仍然十分严重,无法出山。
  
  10月13日,临时中央命令红四军开赴广东,帮助东江的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着急,立即命人用担架把自己抬到龙岩参加前委会议。毛泽东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朱德赶紧扶他坐下,毛泽东有气无力地说:“同志们,广东去不得呀!广东的敌人力量很强大,我们党的基础很差呀!”前委们虽然有些相信,但中央的命令不可违抗。朱德只好决定四纵留守闽西,其他部队则随他远征广东。分别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紧紧地握着手,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由贺子珍陪着,转移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广东,刚到梅县就遭到粤军六十一师伏击,部队损失将近三分之一,不得不折回闽西缩编休整。此时,全军将士更加信服毛泽东的见识。11月24日,陈毅从上海返回后,来到毛泽东驻地,传达了临时中央再任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指示。原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向中央负责人特别是军委书记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和闽西的工作,红四军的争论,自己的看法。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安恭的作法,肯定了毛泽东和前委关于红军和苏区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通过几个月的思考,对于党、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的思想也日益成熟。
  
  11月2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乡溪背村廖家祠堂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天,古田大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群山披上银装,一支支鲜红的午时莲在晶莹的瑞雪映照下傲然挺立,预示着春天的来临。会上,陈毅汇报了上海之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建军思想和原则。大会通过决议,并且改选了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会后,红四军官兵认真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整顿思想,积极练兵,部队面貌为之一新。但林彪的思想仍然十分悲观。对于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他毫不怀疑,但他在冥思苦想更深更新层次的问题。1930年春节前夕他以祝贺新年的形式,给他极为崇拜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对根据地的前途深感担忧,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主张放弃“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放弃根据地,建议红军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然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接信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林彪是红四军的一员勇将,但他目前的悲观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革命对他自己都十分有害。他决心抓住林彪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元月5日,他在驻地的一间民房里,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000余字的复信。信中,他以一个革命导师和兄长的口气,深刻地阐述了在帝国主义争夺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苏维埃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艰巨性、长期性,以及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规律性,由于内外环境的差异各省革命先后胜利的可能性,建立根据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等等。末尾,他以饱满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对革命前景进行了描绘:“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性’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泛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亲腹中快要成熟分娩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完这封信,立即派人送给林彪,并要求红四军政治部将它油印出来,发至各个大队党支部组织官兵学习讨论。林彪看完毛泽东的复信后,深深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顿觉天地豁然开朗,信心倍增。但当他看到上面发下的油印公开信时,他不由傻了眼:我是出于对革命的深切担忧和对你的无比崇敬,才向你写信请教,你怎么反而抓了我的典型?林彪性格内向,不大说话,但并不等于他头脑简单。相反,自幼十分聪明的他,常常喜欢把自己锁定在脑海里遨游,去探索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他对于根据地前途的担忧,并非完全因为挫折和失利,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难能可贵的思索结果。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使很爱面子的林彪耿耿于怀。1944年,中共中央编印《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并将这封信在海内外公开。1948年2月28日,林彪从紧张繁忙的东北战场上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在这篇文章中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并避免国外种种不益的猜测。毛泽东考虑到党内团结和外部影响,遂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隐去了林彪的名字,删去了前面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内容。

核心阅读

亚洲必赢 1

建军初期,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论,朱德、陈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这场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党史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图片: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唯一的照片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一次部队军级单位的党代会,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新生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来到福建上杭县,住在临江楼。10月11日恰逢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黄菊盛开,他触景生情写下《采桑子·重阳》词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红四军来了一位留洋生

重阳节期间福建根本没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词的末后一句,道出了毛泽东当时的悲惨处境与霜的心境。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四军军委。不久,根据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屡受打击的处境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趋严重。这是因为,红军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既包括直接参加红军的农民,也包括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农民成分的官兵。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的1329名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一个叫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

“开除党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刘安恭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5月初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这时,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到职后,随即召开军委会议,规定前委不能管军队,只能管地方工作,并且以完善领导体系为名要求把“临时”两字去掉,在红四军正式恢复军委。这样一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朱毛”之争与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准备赴俄留学”。对于“朱毛”之争,很多年前是一个忌讳的问题,近些年来,党史界多有研究。实际上,其争论过程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的是毛泽东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专门讲了“朱毛”的争论。这封信收录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中。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井冈山时期“朱毛”争论的起因很多,争论内容更多,仅就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就列了十四个:“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等。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毛泽东等前委领导都有所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

在这些争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毛泽东说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先是于1928年5月底在永定县的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人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和在湘赣边界割据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统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而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刘安恭甚至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前委“权力太集中”,以废除“家长制”为由坚持设立军委。朱德也赞成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开了半天没有结果,因部队要行动,只得中断。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接着召开前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设不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给中央写报告说:“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部队,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时即动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朱、毛没有离开部队。然而,毛泽东却因与陈毅之争,离开了部队。

6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没有设主席台,各方代表都坐在一条条长凳上,踊跃发言,讨论十分热烈。会上,刘安恭趁机向毛泽东开火,并煽动其他人向毛泽东提出批评。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书记由陈毅当选。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对争论应负有责任,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陈”之争与毛泽东的“两次”处分。作为红四军“三号”首长、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对于朱、毛之争一直起调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结果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来,但由于毛泽东当时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前,给毛泽东致信,让他参加会议。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此信,毛泽东再次受到处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

毛泽东的“讣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转移到福建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媒体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陈毅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大感意外,认为同志间开展批评是正常现象,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取而代之;同时感到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赶忙给中央打报告,“望中央速派人来”。根据中央来信希望“派一得力同志”去中央汇报工作,前委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

这虽然是因误传而发的讣告,但说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陈毅到上海后,先是用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篇书面材料,随后于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陈毅详细回顾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陈述了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变,并一再表明他当不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强”。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万里霜”的心境

周恩来作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一直密切关注朱毛红军的行动和发展。通过陈毅的汇报和介绍,他对朱毛红军的状况特别是当前的争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高度评价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对毛泽东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表示赞赏。他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也参与了部分讨论,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时,不满36周岁。“人生易老”是感叹,“万里霜”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见当时毛泽东赋闲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亲人的程度。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来复职。11月,毛泽东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写给他的信。朱德、陈毅派部队来迎接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病也基本好了,于是坐担架回来了。陈毅、朱德都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饶丰书房”。毛泽东离开部队后,“到闽西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定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为什么起“饶丰”这个名字,饶有兴趣,丰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赋闲,读书取乐吧。

一次“永放光芒”的会议

《模范英语读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敌人围剿,毛泽东随邓子恢转移到福建上杭县,在苏家坡住了一个多月,“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反正,无所事事,学点英语消磨时间呗。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击或疾病缠身时,往往想念亲人。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27年8月31日离开杨开慧,整整一年没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击能不想老婆孩子吗?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军内外开展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同时领导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通过与基层代表的广泛讨论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如某大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士兵充满了怨恨空气,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

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建设方面,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决议指出必须加强组织建设,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党员的条件,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着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则,提供了依据。

时光荏苒,85年后,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寻根溯源,赓续血脉,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被称为“新古田会议”。古田,再一次成为开启强军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名着作。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亚洲必赢:唇枪舌剑拥润芝,人生易老

关键词: 亚洲必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