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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关于张新颖

时间:2019-10-01 01:09来源:书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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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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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读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

《沈从文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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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弱小个人的生命完成,从边城走向世界,最终回归边城

这本书是作者张新颖写给沈从文一部长长的情书,他充分利用沈从文的书信等文献资料,勾勒出大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力图捕捉他的心灵颤音。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张新颖放弃了一个学者的傲慢,不轻易以一个审视者甚至审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叙述中,而宁愿做认真的倾听者,倾听沈从文的低语与抒情,让沈从文自我敞开,让历史自我敞开。

编辑推荐

1、“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认为,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1988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2、“重新发现”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写沈从文,与此前众多沈从文传侧重1949年之前大大不同,不仅写了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写了在动荡年代里沈从文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沈从文自己的表述。本书即采用了沈从文留下的大量文字资料。3、《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封面这幅速写是沈从文画的,195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外滩,时代的宏大潮流轰轰隆隆而过,沈从文发现江里游离自在的生命状态:小小的船和船里的人。《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汇集“影像”21幅,辅助见证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内容推荐

沈从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认为,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1988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从1948年始,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部著作由此起笔,沿着他生命的坎坷历程,翔实叙述他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叙述他为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部传记,特别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一如他爱家乡的那条长河,曾经不知疲倦地抒写那条河的故事,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抒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新颖,1967年生,山东招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韩国釜山大学交换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等,随笔集《迷恋记》、《此生》、《有情》、《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行当而独独选择了文物研究

2002年年底,三十二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四百万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发的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九卷书信中有八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三百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 近三十年来,坊间流行的数种沈从文传记多侧重传主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在传主1949年之后迫于外在压力而“改行”这个根本原因之下,试图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行当而独独选择了文物研究——张新颖认为湘西早岁生活及短暂从军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等共同促成了这一“改行”。

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去做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

沈从文,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才开始陆续读他的作品。而且我注意到,周围不知道不了解沈从文的大有人在。对于一个蜚声中外的作家,在文学史上上受到三十年的冷遇,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在《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中,疑问会找到解答。

这是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开篇所做的说明。某种程度上,他之所以选择专写或先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是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迄今还不多,而他自信能写出新意,也由于沈的一生恰恰在1948年被截为两段,他的后半生不仅有对其前半生加以证实的地方,也有被时代干预所导致的断裂。换言之,张新颖在沈从文后半生的材料中看到了复杂性,由此才为沈从文勾勒出了这两条成长主线,并且试图在“属于个人能力范畴之内的证实”,同“属于个人能力之外的干预”之间,发现两者的矛盾以及发现传主对矛盾加以解决的行动。在我看来,这是张新颖自信他能写出新意的内在根据。

沈从文的前半生,已经有很多精彩的描述,包括沈从文自己亲笔撰写的自传,所以作者张新颖没有再做重复工作,只单独记述了为多数人所不知的沈从文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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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记,这本书最独特也是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大量直接引述传主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作者的话重新编排叙述。由于沈从文后半生经历了太多不该有的遭遇、屈辱、磨难,内心生活、思想变化极为曲折,这种方式,近乎于传主和其周围人的直接表述,无疑比推测、想象、虚构的方法更客观,更有说服力,更触目惊心。

《沈从文的后半生 : 1948-1988》

《沈从文的后半生》虽是作家传记,却几乎没有花费笔墨在作品上。这固然和沈从文后半生停止文学创作有关,更深层的原因,我以为是作者立传目的本不在分析文学成就,而是重在探寻时代大潮中的个人命运。

张新颖/着

从一九四八年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到恢复后改变方向选择历史文物研究,在文物研究的道路上行行重行行,暂时平稳之后大动荡到来,“临深履薄,深怀忧惧”,病弱之躯被连根拔除,古稀之年下放至偏僻困苦之地,终于返京却仍然遭受蜗居之困……一代文学大师在时代的大潮中,如一叶扁舟,颠簸在浪峰波谷,内心的磨砺和伤痛难以尽述。——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此遭遇的当然还有很多。每想到此,总是令人心痛不已。但沈从文柔弱之躯下有坚韧的内心,从不曾因为苦难降低人格,不曾因为卑微丧失信仰:“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结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正如沈自己所预言的,在有生之年,历史的车轮终于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恶意的打压终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顺利出版,“犹及回乡听楚声”,在领导的多次“关怀”之下,住房条件也终于得以改善。这些对他来说本该平常的生活,历经磨难之后弥显珍贵。

本书的开篇即从两者的矛盾写起:

看这本书,不禁会为沈从文的悲喜牵动心弦,对沈从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一生有了深切体会。正如作者所说:社会时代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沈从文的伟大就在于此,那些曾侮辱和损害他的人,如G,D,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品少有人提起,而他的力量却可以一直走下去,精神得以永生。因此,欣赏他的作品,是我们对这位安静的先生最好的纪念。

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

很快,矛盾转瞬间就抵达了顶峰,而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之中同时代冲突最剧烈的时刻。他先是在一九四八年底决定封笔,继而在翌年二月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并且在三月尝试自杀。自杀是因为他不能在新的阶段对前半生的生存模式继续加以证实。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他所确立的生存模式是:在写作这一行为中同人间发生真切关联,进而反思生命的源流,确立此在的意义,规划未来的道路。然而“时代的巨大转折压给他的”,则是对此一模式的完全否定,以及无穷无尽的内心诘难。为此,沈从文只好徒劳地思索“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的自杀,于是也顺理成章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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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王?与沈从文的忘年交长达三十五载,是沈从文晚年工作中最得力的合作者。

张新颖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恰是以两者的冲突为线索的。但是在这一线索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派“反高潮”的景象:剑拔弩张的时刻发生在开端,此后便进入到沈从文解决冲突、重建自我的过程。自杀获救之后,沈尝试着写“赵树理方向”的作品,可是并不成功,至此才放弃了想在文学事业继续开拓的念头。然后他又转向了文物研究。《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这三篇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自传,既有着“遗书”的性质,也冥冥中预示着沈从文“死而后生”的转折将系于一种新的事业。这便是沈从文所谓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上世纪五十 年代在四川参加“土改”期间,沈从文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的“有情”这一传统:“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仅精准地点出了沈从文前半生文学事业的核心,而且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后半生的身与命将所寄何处。质而言之,从文学事业转向文物研究,看似没有关联,其实若在“有情”传统的观照下,便是形变而质同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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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后期作品

正是这一点让沈从文在纷乱的时代里支撑下来。后半生之初的那一精神危机都没有再次出现。在任何一种境遇下,沈从文皆矢志不移地做着自己的物质文化史研究。种种物质贫乏、身体劳累的磨难,在“正念”与“澄观”之后,反倒成为了一件苦中作乐的事。总的来看,沈之转向文物研究,我们与其强调它是“时代转折的压力”,还不如说它是沈从文自觉而主动的选择。诚然,这种事业的转向是沈从文为了解决两种关系之间矛盾而采取的行动,但是倘若片面强调“时代因素”,就会忽略了个体主动甚至能动的因素。在张新颖看来,也就“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这里的“承认”与事实层面上的证实或证伪意义上的承认无关,毋宁说它是黑格尔“主奴关系”语境中的承认。如果刻意地强调前者,那么沈从文在绝境之中创造力的强韧就会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而事实上这种创造力的救赎是沈从文的贡献之一。他让今天的我们意识到如下事实:即使是在绝境之中,人也可以选择不做妥协而另有其他选择。人依旧有着在废墟之上重建自我的能力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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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八旬时,沈从文重访自己出生的凤凰旧居。

我以为,张新颖此书的新意之一便在于此,指认沈从文的后半生不完全是受难的半生,也是被反复摧折而复又重建自我、濒临绝境而对绝境加以承担的半生,“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其二,此书的新意在于指认了沈从文个人的“觉醒”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之间的关联性:“有情”的传统既是“有情”,也是传统。不同于现代中国关于觉醒的叙事模式,沈从文的觉醒并不以同一生命内部发生断裂为代价。

张新颖认为:

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一点儿一点儿扩大,一点儿一点儿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

如果说沈从文在前半生仅仅是依赖着对当下身份的源始流变进行追问,从而实现了此在的“觉醒”,那么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就让他将这种觉醒放在了更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即将个人的生活史移置到了以千年计度的历史范畴之内。如此一来,沈从文后半生的觉醒便不再依赖于对前半生进行否定,它的合法性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中乃是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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